马尔萨斯陷阱+内卷化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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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萨斯陷阱》探讨了印度尼西亚农业的内卷化现象，描述了稻作和火种两种农业形式的分布及其经济特点。书中提出，尽管独立后印度尼西亚未能实现快速发展，其农业体系是深层原因。内卷化概念源自文化无法突破稳定状态，只能在内部竞争，导致问题复杂化。该概念在中国社会学研究中广泛应用，涵盖经济、教育、法律等多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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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许多世纪以来稻作的强化产生了更多是社会的复杂性，而不是技术或者政治的变革，这一过程也被作者称为“内卷化”（英语：Involution，也译为过密化）

格尔茨称内卷化的概念来自于美国人类学家亚历山大·古登威泽尔，原意为某文化达到某最终形态后，无法突破稳定，也无法转变为新的形态，只能使自己在内部竞争，更加使问题复杂化。

跨国公司通过开采国家资源控制贫困人口，同时也提升了精英的权势，使得贫苦民众生活更难以受到制度保障，经济的增长也无益于大众。

马尔萨斯陷阱，人口的增长是以几何级数（指数）进行的，而食物生产仅以算术级数（线性）增长。因此，如果不加以控制，人口的增长最终将超过食物的生产能力，导致资源短缺、饥饿和贫困，社会将陷入一种自我维持的停滞状态。

印度尼西亚农业的两种形式，分别为稻作与火种，二者分布迥异。水稻耕种主要分布在生活着印度尼西亚四分之三人口的爪哇和巴厘，而火种多分布在这些地区以外的次中心地带。后者看似落后，但在荷兰殖民者手中借由培育高附加值作物，发展出了高效的出口农业，并呈现资本密集型方向特征，多数赤贫财富集中少数人，而前者却也因为荷兰统治者的外部压力和人口增长导致的内部压力，无法向外拓展，只能不断加强水稻种植技术，借由吸收上述无业底层，增加水稻种植的人口数量，依然保持劳动密集型的经济特点。

个人评价：社会发展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总体评价是曲折中向前，但是如果放到人的一辈子的尺度来衡量的话，社会同样这可能是闷头下行的。因为绝大多数人都是自私的，所以即便当前所有人都知道大难将至，如果大家再继续倒行逆施的话，只会迎来崩盘的结局，大家也是无所畏惧的，因为系统、团体的利益，在大多数时候都很可能跟个人利益是违背的，因此，在真正进行抉择的时候，很可能大家依旧是自私的，相当于即使大家已经坐上了泰坦尼克号，大家还要去争抢自己坐的是头等舱、二等舱还是三等舱，即便从上帝视角来看，反正都是难逃一劫，争夺没有意义，但是放在个体角度来看，总是有无数人即便死到临头，也要争个一等舱乘客才能心安理得的死。

即美国人类学家亚历山大·古登威泽尔说的，当某文化达到某最终形态后，无法突破稳定，也无法转变为新的形态，只能使自己在内部竞争，更加使问题复杂化。

马尔萨斯陷阱

马尔萨斯陷阱，又称为“马尔萨斯灾难”，以政治经济学家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命名，认为对大部分人类历史来说，收入停滞的原因是因为技术的进步与发现仅仅造成人口的增加而没有提高人类的生活水准。只是在1800年左右开始的工业革命才使得一些国家的人均收入大幅增加，同时他们也跳出陷阱。马尔萨斯提出“在任何国家的任何时期，人口的增加受到生存手段的限制，当生存手段增加时，人口也随之增加，但后者受到“不幸和罪恶”的限制。讽刺的是，这个关于人类无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悲观的看法是在1798年[2]，第一次工业革命快要开始时提出的。（绝大多数创业者都死在上市的前一夜…）

不同国家的证据显示，在公元1年 - 1500年间技术进步及更高产的土地对人口密度有积极影响，对生活水准没有重大影响，支持该理论。 (Ashraf and Galor, 2010).并且有学者[3][4]报告在极长时间内不同地区的薪水也缺乏显著的趋势。比如在公元前1800到1600年，巴比伦的一个普通工人的一天的薪水能买到6.8千克（15磅）的小麦。在公元前328年的雅典相同的薪水能买10.8千克（24磅）小麦。在1800年的英格兰薪水大约是5.89千克（13磅）小麦.[5] 这些社会的技术进步并未造成工资的差异。1200年到1800年的英国，薪水只有相对很少的波动，于1450年到达高峰，在1800年时却很低。

跳出的理论

马尔萨斯陷阱的起因很多，如同工业革命的理论。统一增长理论探索了从马尔萨斯时期到可持续经济增长时期的转变，[6]其中的一个分支专门探索人类进化和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一些人认为在马尔萨斯时期自然选择选择了对增长过程有利的特点，带来了工业革命。[7] 支持理论的证据显示英格兰在17世纪最富有的人生存了下来。[8] 最近有人提出在跳出马尔萨斯陷阱时重大的社会动荡的出现是正常的。[9]

马尔萨斯陷阱

马尔萨斯陷阱（Malthusian Trap）是由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提出的一个理论，主要讨论了人口增长与资源有限性之间的关系。马尔萨斯在他的著作《人口论》中指出，人口的增长是以几何级数（指数）进行的，而食物生产仅以算术级数（线性）增长。因此，如果不加以控制，人口的增长最终将超过食物的生产能力，导致资源短缺、饥饿和贫困，社会将陷入一种自我维持的停滞状态。

观点分析

历史背景：

在马尔萨斯生活的时代，农业技术相对落后，食物生产增长缓慢，而人口增长迅速。这使得他的理论在当时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技术进步的影响：

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和科技的迅速发展，农业生产力大幅提高，使得食物生产可以跟上甚至超过人口增长的速度。比如，绿革命带来了作物产量的大幅提升，有效缓解了许多地区的饥饿问题。

技术进步不仅限于农业，还包括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降低了死亡率，同时也改变了生育率的模式。

人口增长模式的变化：

在许多发达国家，人口增长已趋于稳定或开始下降，人口结构也在发生变化。例如，许多国家正面临人口老龄化的问题。

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速度仍然较高，但随着经济发展和教育水平的提高，这些国家的生育率也在逐步下降。

资源与环境的挑战：

尽管技术进步缓解了食物生产的压力，但环境资源的有限性仍然是一个重要问题，如水资源短缺、土壤退化以及气候变化等。

这些挑战要求我们在资源管理、技术创新和政策制定方面采取更加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现代视角

在现代经济学中，马尔萨斯陷阱被认为过于悲观和静态。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技术创新和制度改革可以有效打破这一陷阱，使得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能够和谐共存。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马尔萨斯的警示已完全过时。在某些资源有限的地区或国家，如果缺乏有效的治理和创新，可能仍会面临类似于马尔萨斯陷阱的困境。

总结

马尔萨斯陷阱理论提醒我们关注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之间的平衡问题。在应对这一问题时，需要结合技术创新、政策制定和可持续发展的策略，以避免资源枯竭和环境恶化，从而实现社会的长期繁荣。

农业的内卷化：印度尼西亚生态变迁的过程

《农业的内卷化：印度尼西亚生态变迁的过程》[1]（英语：Agricultural Involution: The Processe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是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最富盛名的早期作品之一[1][2]。其主要论点为，印度尼西亚许多世纪以来稻作的强化产生了更多是社会的复杂性，而不是技术或者政治的变革，这一过程也被作者称为“内卷化”（英语：Involution，也译为过密化）[3]。“内卷化”理论被引入到中国农村研究后，收获了极大的关注，并被引申到不同的领域，成为中国社会学研究所使用的高频术语之一[3]。 (光增加社会的复杂性是完全不行的)

本书采取了沃尔特·惠特曼·罗斯托的现代化理论[4]，描述了印度尼西亚农业的两种形式，分别为稻作与火种，二者分布迥异。水稻耕种主要分布在生活着印度尼西亚四分之三人口的爪哇和巴厘，而火种多分布在这些地区以外的次中心地带。后者看似落后，但在荷兰殖民者手中借由培育高附加值作物，发展出了高效的出口农业，并呈现资本密集型方向特征，多数赤贫财富集中少数人，而前者却也因为荷兰统治者的外部压力和人口增长导致的内部压力，无法向外拓展，只能不断加强水稻种植技术，借由吸收上述无业底层，增加水稻种植的人口数量[3]，依然保持劳动密集型的经济特点[5]。基于以上观察，克利福德·格尔茨在本书中提出了“农业的内卷化”这一概念，以形容这种“长期停留在一种简单重复、没有进步的轮回状态”[3][6]。在书中，格尔茨称内卷化的概念来自于美国人类学家亚历山大·古登威泽尔，原意为某文化达到某最终形态后，无法突破稳定，也无法转变为新的形态，只能使自己在内部竞争，更加使问题复杂化[3][5]。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民族独立未有带来印度尼西亚的快速发展，作者认为印度尼西亚的农业体系是其深层原因。殖民体系只是被以给外国公司合同外包的形式取代了，精英阶层继续了旧有的体系，人口涌入导致了没有工业化的城市，最终带来的只不过是共同分担贫困（英语：shared poverty）的模式从农村农业拓展到城市中[7]。跨国公司通过开采国家资源控制贫困人口，同时也提升了精英的权势，使得贫苦民众生活更难以受到制度保障，经济的增长也无益于大众[7]。 “内卷化”概念因为1985年黄宗智所著《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而开始在中国农村研究中受到关注，他用经济学的边际效益递减来解释内卷化现象[3][14][15]。此外，相关分析已拓展到国有企业分析[3]、城市研究[3]、学术研究[16]、教育发展[17]、法律诉讼[18]、民主发展[19]、制度创新[20]等不同领域，成为了中国社会学研究中影响较广、提及频率较高的概念之一[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