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切除：京林公寓最后一夜，最后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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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71127-mainland-feature-wheretogo

京林公寓的人们沉默不语，埋头搬运。北京冬天的夜晚来得早，公寓密密麻麻的窗户之间，只零星地亮着几盏灯。

驱逐通知于11月24日傍晚下达，时间只有两天，数百家租户、千余人必须全部完成搬移。

这家月租五百元的廉价公寓位于北京南部的偏远市郊，距离市中心20多公里，属于大兴县黄村镇。住在里面的大多是在北京打工的普通人。 11月18日，大兴县一栋廉价公寓发生火灾，由于住户密集且缺乏消防部署，最终19人殒命，其中有8名儿童。人们没料到的是，这场火灾之后，政府没有试图为居民改善住宿环境，而是直接「切除」：视居民为混乱源头，把人全部赶走。

北京在近年致力于控制人口，疏解非首都功能。无论是2017年开始的「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还是治理「拆墙打洞」运动，都极大地缩减了外来打工者的生存空间。寄居在城市边缘数以百万计的打工者，甚至在很多官方文件中被直呼为「低端人口」。一场火灾之后，大兴县的他们被勒令在寒冬里立刻无条件搬离，没有任何过渡措施和救济安排。此前或者此后，他们都不会是唯一一批。

对于京林公寓的人们来说，11月25日是最后一夜。

公寓内部，过道上杂物堆积，人去后的窄小房间虚掩着门，彩色塑料门帘还挂着，里面的洗衣机是老旧的，木头沙发的表面斑驳——尽管是廉价公寓，这里的生活，并没有那么临时将就，它是某种类似于家的东西。两天以前，这里还居住着单身的快递员、一边做房屋装修一边抚养孩子的中年夫妇，以及和老父老母蜗居于此的老年农民工。

如今，断裂的木材、废弃的家具、破旧的家电……租客们丢弃的物件堆成了一个山头，满眼芜杂。公寓呈围合形状，中央宽阔的广场上，排满了金杯面包车、小货厢的汽车、电动以及人工的三轮车，许多车上已经塞满物品。

寒风里，穿红色短身棉衣的女人坐在老旧的靠椅上，怀里抱着熟睡的孩子，等待丈夫搬完东西，立即出发，但却不知道下一站是哪里；一对走路蹒跚的老人，相互搀扶着从公寓走出来，老太太爬上金杯面包车狭窄的副驾驶座，她张口喘气，悬吊的下唇颤抖着；一个右肩扛运重物的中年男人，回应了记者的招呼，他哭丧的脸上，写满孩子般的委屈。

月亮从南边的天空升起来，这是北京冬天少有的晴朗夜晚。而皎洁的月光之下，人们仓促而张皇地迁徙，像刚刚经历一场瘟疫、地震或战乱。广场上的车和人逐渐减少，愈发寂静，狭长的三层楼房A座公寓里，正面的几十个窗口，亮着的灯渐渐只剩下一个。这有些像历史电影中，犹太人被赶往奥斯维辛之后，空寂而破败的隔离区。

她走不了，她没有钱

这一夜，记者在京林公寓遇见了66岁的李秀华（音）。

「我x他妈的！」李秀华口中骂着，茫然无措地站在B座公寓入口处的房门前。今晚，她走不了。这位在北京打工近三十年的廊坊农妇，根本无处可去。

她没有钱。今年10月底，她曾按租房合约缴了11月和12月的房租，共计1000元人民币，还有5元水费。傍晚时分，她去京林公寓的办公室排队办理退租手续时，还以为自己至少可以拿回1000多元钱，这其中包括700元的押金、11月所剩天数的房租、12月的房租。

可是，李秀华只领到了60元钱。 11月的房租全部不退，所有人都如此，无论住了多少天；700元押金也全都不退，因为她搞丢了收据，对方不愿给她翻一翻底单；12月的房租只退100元，因为她在十余天前没有交暖气费，老板又趁机扣掉四百元，尽管李秀华仅只能在此住最后一晚，而暖气费涵盖整个冬天；最后，老板还扣了她40元卫生费。

走出办公室的棕色防盗门，李秀华满腔怒气，把手中那两张褶皱的50元和10元人民币高高举起，想给院子里的人看，想找人评评理。然而，没有人多说话，大多数人都没能拿到应得的那些钱。

李秀华是大兴黄村镇附近颇有人缘的家庭护工。这些年，她护理过患心脏病的老头子、得哮喘病的老婆婆、患直肠癌的垂命病人……这些护理对象和亲属都对她称赞有加。

她经验丰富。在做家庭护理之前，曾在北京一家养老院做过几年，并且，她的工作很特别：临终关怀。她曾陪着十余个老人慢慢死去，有一位皮肤浮肿的老太太连亲生儿女都信不过，只要李秀华服侍；也有一位颇有文化修养的老太爷在临死之前跟她说，生命不过如此。李秀华是个情感细腻的女人，每一个照顾过的人离开人世，她都会抹眼泪，有时哭得比家人还伤心。

不过，最近她丢掉一份家庭护理工作。那家的女主人得了糖尿病，需要照顾，而年已八十岁的男主人，却总是撬开保姆的房间，与保姆像「媳妇」一样相处。李秀华惹怒了男主人，是因为她不愿听从吩咐，去帮他买那种有助壮阳的蓝色小药丸。

雇主家人们与她对质，男主人指责李秀华，「她不给我买药！」李秀华百口莫辩，不知从何说起，一气之下，「把工钱给我结了，我马上就走！」

她没有家，她来了北京

李秀华请记者到她在京林公寓的房间里稍坐。她从2016年4月起住在这，房子约15平米，大件的行李已找人帮忙搬走，放在乡下的大女儿家里。余下的凌散家具和日用品摆放得有条不紊：狭窄的单人床上，被子折叠整齐；吃剩的白菜炖粉条，装在一个白色大瓷碗里，放在柜子上；卫生间敞开着，除了潮湿，却没有异味。她还养了一只白色的小狗，乖乖地趴在铺着粉色垫子的铁丝笼子里。

「小白已经十多岁了！」小白是一只流浪狗。十余年前，李秀华刚刚在黄村镇的劳务市场找到工作，在当地人家里照顾老人，洗衣、做饭、买菜，每天她都会在居民小区的自行车棚下给小白喂食。慢慢地，小白将她当作了主人。

那家老人去世后，李秀华也离开了，小白依然还在那里等着，朝着李秀华曾经向它喂食的地方大声吠叫。周围的邻居不堪其扰，只好再联系到李秀华，让她把小白带走。就这样，流浪狗小白和打工农妇李秀华成了相依为命的伙伴。

如今的李秀华牙齿残缺、满脸皱纹。她的右脚曾做过手术，插入钢板，两个月前才刚刚恢复，她脱下厚厚的尼龙长袜，让记者看右脚边缘手术缝合后的疤痕。因常年的体力劳动，她身型佝偻，腰部弯曲，隔着厚厚的冬衣，也能摸到后腰的脊骨附近有一段明显的凸起。

黄村镇附近的算命先生曾告诉李秀华，她的命运极其悲惨，将暴病而亡。她听罢，付了钱给先生。

她确实命苦。 60年前的河北廊坊农村，李秀华是被奶奶捡来的孤儿，她的奶奶之所以对她好，是因为奶奶自己也是捡来的孤儿。在重男轻女的乡下地方，女孩儿太好捡了。

她从小知道自己是捡来的，养父母家的兄妹时常欺负她，她无法争辩，只能乖乖挨打。老家浇菜园的压水机井上，所有人都去睡觉了，只有幼小的李秀华还在劳作。她早早辍学，十二岁就加入生产队挣工分，每天只睡两个小时。 14岁她长到一米六七的大个子，成了一名又好强又能干的北方大姑娘。

25岁嫁人，丈夫是浪荡的瓦匠，喜欢招惹别家的女人，赌博的账却要李秀华来还。他们在一起生了三个女儿，却没有几天相好的日子。 37岁离婚以前，三个孩子的粮食，多是李秀华去廊坊市里打工时卖血换来的。在农村，卖血求生，并不稀奇。

三个女儿在老家无人看管，村公所（早年乡村的行政机构，负责民政救济）的干部对李秀华说，「别出去了，留在家看孩子。」在乡里领导安排下，李秀华母女四人住进了村公所。谁料第一夜，丈夫就拿着刀踹开了门。人们再不敢留李秀华，怕真出了人命，担不必要的责任。从此，她彻底离开了那里，她没有家，养父母哪里不是，丈夫孩子也不是。

80年代末，她只身来了北京。

她更希望，自己是死在北京

公寓楼道里传来拖拽物体的声音，也许是最后一个藏匿在某间房里的租客也离开了。

李秀华却对这响动漠不关心，「我在北京将近三十年没有一个朋友。」李秀华说，今夜的故事，数十年了，她还是第一次讲出来。

在北京，她最初在铁道部机关种过内部供应的菜，后来被职工亲属抢占了职位。她只得跑回河北农村，在那些土地宽广的农家当长工，拿每个月40元的收入。后来，她又回到北京，先是替人看家，后又成为养老院的临终关怀护工。因为工资太高，她被从岗位撤下，换到养老院的食堂洗菜。她一人做两人的活，在北方冬天寒冷的天气里，手被冻得通红而浮肿。十几年前，她辞掉养老院的工作，来到大兴县黄村镇，在劳务市场找工作，伺候老人。除此之外，她业余拾荒，四处游走，搜寻垃圾。

最小的女儿从家里跑出来，跟着打工的李秀华。她没有时间照顾女儿，就把她锁在出租屋里，但却被理解成虐待、关禁闭，招致年幼女儿的长久怨恨。

到了上学的年级，李秀华托人找了关系，想把女儿送进学校，却被告知要交1400元一年的借读费。当时的李秀华，还是月收入不到一百元的菜园临时工，根本拿不出这些钱，她又想到了卖血。

于是她回了廊坊，抽出400cc，拿到一百元，给到女儿手里，「先交一百。」她叮嘱女儿，不要说钱是卖血来的。学校追问钱的来路，女儿不说，李秀华受到怀疑：农村来的妇女，短时间内来钱，偷盗，甚至肉体买卖，都有可能。李秀华只好前去解释，学校领导起了怜悯之心，免了女儿的借读费。

但小女儿还是没有好好读书，那年，将要被保送体校时，忽然从家里跑掉了；留在家乡的大女儿和二女儿，都由前夫找了女婿，不容李秀华过问，也没有请她回去参加婚礼。

李秀华说她一辈子都不要回去了。她非常相信算命先生说的话，觉得自己终将暴病而亡。只是她更希望，自己是死在北京，连安葬都不要回家，生活了三十年的北京更像她的家。

为何而来，为何而去

但她还能留下来吗？

短短几天之内，几万名如李秀华一样的打工者被驱逐了。这是一场范围广泛的清理行动，位于城乡结合部的出租公寓、出租大院、批发市场、厂房库房……都在限期整治和拆除中。尽管《行政强制法》明文规定，「不得在夜间和法定节假日实行行政强制」，「不得以停水停电停暖停燃气方式强迫」，但黑夜之中，依然有许多人毫无尊严地离开他们的栖息之所。北京留给李秀华的空间越来越小了。

夜里九点半，远离闹市的京林公寓一片漆黑，寂静笼罩，就连A栋三楼那个唯一亮灯的房间也沉入整齐的黑暗。待记者离开时，京林公寓的大门口，一个身着军大衣的壮硕中年人正举起冲力巨大的水管，用力冲刷着堆砌如山的废物。没人知道他在干什么，消毒？压制扬尘？又或者是在享受那种洗刷的快感。

回头看，身型佝偻的李秀华站在门外，与记者挥手告别。有一位雇她做家庭护理的北京老太太曾承诺，会给李秀华2200元月薪，甚至为小白也提供一个生存空间，「让它住在阳台上」。度过京林公寓这最后的荒蛮之夜，她打算联系那位老太太，搬到那里去。这是李秀华最后的机会。

南面天空的月亮又升得高了些，照在空阔而惨白的京林公寓中央广场，李秀华可能是那栋公寓里唯一留下的人，她讲述了为何而来，她不知道为何而去。